醫(yī)脈通:請您談一下目前國內冠心病介入治療器械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?與國際水準是否存在差異?
葛均波院士:我們國內冠心病介入治療器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。但是作為這些成就的見證者和一個從業(yè)醫(yī)生,我認為我們仍與國際水平有很大的差距。雖然國內企業(yè)一直在強調自己的支架占有多少市場,但是仔細看該領域的多數原始idea還是來自國外。現在我們有一些原創(chuàng)的產品,比如說火鷹,國際上并沒有這些靶向釋放藥物的支架;但我認為這些idea最早還是來源于外國人,然而他們的平臺較差,沒有得到很好的結果,最終放棄了研究;再比如,我國在做的完全可降解支架,質量也很好,但是原始idea同樣來自國外同行。
我國從2000年開始研究冠脈支架,這個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,即模仿、改進和原創(chuàng)。自中國改革開放以后,一大批回國學者帶來了國外的先進技術,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引入中國。開始階段我們大部分是在模仿;然后是修修補補,做些小的改進;后來的產品進一步改善,方便了臨床應用;第三代產品我們就可能優(yōu)先了。舉個例子,雖然可降解支架的idea不是來自中國,但是我們提出了鋅合金概念,在基礎材料研究方面,我們完全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。
在創(chuàng)新的道路上,中國從0走到1很漫長,但是從1走到100的過程很快。我國現在就處于從1走向100的過程中。我們現在在做瓣膜、復雜的器械,但是醫(yī)生的參與度并不高。2005年,我們建立了中國心血管醫(yī)生創(chuàng)新俱樂部(CCI),期待醫(yī)院、醫(yī)生更多的參與醫(yī)療創(chuàng)新。我們希望能夠走好CCI這條路,得到政府、企業(yè)和資本的支持,最終更好的服務于患者。
一個行業(yè)的創(chuàng)新需要多個學科的合作與融合,所以我一直在想如何去打通基礎研究、材料科學與醫(yī)學之間的壁壘,這些工作不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能完成的,它需要政府和行業(yè)的支持。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也在鼓勵國人創(chuàng)新,從小的方面來說,這是行業(yè)創(chuàng)新;從大的方面來講,這是中華民族不斷進步的動力。
此外,本次大會還重點提到了“digital Cardiology”這一概念。相信未來十年一定是digital medicine和digital Cardiology的時代。明年我們的東方會也會突出digital Cardiology這一熱點,可能叫“數字心臟病學”,雖然目前還沒有確定的名詞,它一定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。將來,所有的信息都會集中在“云”里面,所以阿里巴巴和谷歌是最有可能開展相關工作的企業(yè),因為他們掌握了我們男女老少每一個人的信息。所以我期待與阿里巴巴盡快展開合作,我們中國完全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。為世界和人類的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,這是企業(yè)應有的責任。
醫(yī)脈通:我們在OCC大會時就曾關注您的研究,包括與分子材料領域。您能否介紹一下您在這方面的工作情況?
葛均波院士:我一直把自己定義為新技術的推動者。1996年我回國時做了第一例橈動脈入路介入治療,當時這一舉動受到了很多非議,但是現在看來這是一種正確的選擇,目前90%以上的介入手術都選擇橈動脈入路。所以說,患者在一開始可能無法理解新技術,但是醫(yī)生應該看到這一先機。
縱觀心臟病學的發(fā)展,我們從最初的聽診、觸診到后來的心電圖檢查,再到后來的超聲心動圖,檢查診斷技術不斷進步,獲得的信息越來越多,診斷也更加方便和準確,這些心臟病學進步都離不開基礎科學的發(fā)展,尤其是物理學技術的進步。所以我曾預測,未來心臟病學的治療手段一定集中于組織工程和干細胞治療領域,因為人體器官的衰老及壞死是不可阻擋的過程,對于未來的終末期疾病患者,干細胞治療、細胞替代治療和組織工程學會是理想的治療選擇。當然這些治療一定要在倫理允許范圍之內。
我現在還是復旦大學干細胞與組織工程學中心的主任,該中心在2003年左右獲批建立并開始相關研究。起初的研究工作很順利也很簡單,但是后來我們發(fā)現困難越來越多,但我認為這恰恰是科學的魅力所在,只有在歷經痛苦、磨難和一次次失敗之后再取得成功,為人類健康做出貢獻,那才是幸福的追求所在。